未来将证明任泽平是错的,但谁又记得历史?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3-27 16:20

“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?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,‘新基建’,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、稳增长、稳就业,长期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,提升竞争力,改善民生福利。”

“提前做好项目储备,疫情后大搞基建减税,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。”

主流经济学者,最喜欢出“拉动经济”的“奇策”。要么是基建投资拉动经济,要么是刺激消费拉动经济,要么是宽松货币拉动经济。似乎都像古代的策士,“挟策游于燕京”。谁如果不能出一两招“奇策”,似乎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。

他们似乎不懂,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,有且只有一个途径,那就是:有效率的投资。而有效率的投资,只有市场才能做到。给市场减负、松绑就好了,用不着什么“奇策”。尤其是灾后经济,古人早就说了,“救荒无奇策”。

那么,在基建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,政府是否应该搞搞基建呢?当然可以搞的。但不能为拉动经济而超前搞,而是要根据需求而搞。

中国过去流行一句话,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。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在当时条件下是对的。因为,当时市场经济改革狂飙突进,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,GDP增速在10%以上的年份有15年!从1992年小平南巡到1996年,连续5年GDP增速在10%以上;那时候,相对比较落后的基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,补上基建,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富裕。

林毅夫教授在推出“新结构经济学”时,就提出:非洲缺乏“有为政府”,没有修好路,所以,非洲经济发展不起来。

我以前写文章分析过林毅夫的这一错误。非洲国家政府不是不修路,而是非洲国家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,经济发展不起来,才导致没有钱修路。即便外部投资帮助它们修路,只要非洲国家不尊重产权、贪腐横行,路上也不会有几辆车。

所以最关键的是先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,经济发展迅速,对基建需求大,那时候搞基建才是合算的。

经济学家周天勇曾经举过深圳的例子。深圳从一个几十万人的小县,发展成两千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,基础设施是根据外来人口的趋势增加而逐步发展的。如果1980年代初,深圳就规划2000万人的基础设施,那个浪费会有多大?

从2009年到现在这11年间,GDP增速超过10%的年份,只有1年,这和2008年前很不一样。在这样的变化下,基建是否应该搞?当然还是应该搞,但,搞得太多、太超前,就是浪费。

尤其是目前,很多企业受到疫情冲击,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,这时候,应该把资源更多地留给它们,让它们有机会度过难关。很多行业这一个多月坐吃山空,急需补储蓄、补资本品。对于老百姓个人来说,也是急需补储蓄。

如果把资源大量投向新基建或传统基建,民营企业没有力量和财政开支、国企抢资源,那么,民营企业将更加缺乏发展的资本。

现在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为市场减负的政策,是非常必要、非常明智的举措。但,如果把太多资源投向基建、新基建,那一定会大大削弱减负的效果。

尤其是房地产行业。人人都有在大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梦想,当资源更多投向基建、新基建,房地产得到的资源必然受到影响,所以,新基建也会助推房价、影响人们的住房梦。

不过,这对于大型房企来说,很可能是有利的。因为中小房企恐怕更加无力和大房企竞争。当然,我并不认为任泽平就是基于他所任职的恒大而提出新基建的主张,因为主流学界同意他的人还是很多的,可见这是个普遍的认知问题,而不是立场问题。

奥地利学派的提醒也是必须重视的。奥地利学派认为,宽松货币下,名义利率短期降低,使得人们产生“资本充裕”的错觉,从而大量进行长期投资;但,过得一段时间以后,人们就会发现,真是的资本并不充裕,不足以支撑起那么大的投资摊子,于是那些投资项目就变成普遍的亏损。

目前,货币宽松了短期名义利率降低,但经过一个多月的消耗,真实的资本品却是更加短缺的,这时候大规模启动新基建,最后人们也会发现,那是建立在错觉上的投资。它不是能不能拉动经济的问题,而是可能难以为继的问题。

总之,基于当前的困难局面,无论是传统基建,还是新基建,都应该放缓,待民营企业恢复元气以后,经济恢复对基建的旺盛需求之后,再补基建,也为时未晚。不必急急忙忙用新基建去“对冲经济下滑”,要知道,民营企业有活力、有信心、有利润,才是对经济下滑的最好对冲。

我相信,未来的经济现实一定会证明任泽平错了,但,那有怎么样呢?未来谁又会记得任泽平说过些什么呢?恐怕连任泽平自己,也会忘记吧?

尽管我不赞同任泽平的这个观点,但是,我仍然认为任泽平是个有水平的学者。他也多次为市场化改革呼吁。只是这一次,他真的错了。另外,他去年提出“拿掉猪”,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观点,但是我觉得他在词语上也是很有创意和勇气的。